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沈逸

网络时代是否需要国家安全观？需要怎样的国家安全观？如何看待国家维持和保障自身安全利益所采取的各种手段？随着2013年斯诺登披露棱镜系统的存在之后，这正日趋成为一个引发各方关注的问题。最近FBI与苹果公司围绕解密手机的对峙，又将此类问题的讨论引向新的高潮。

很多年之前，“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曾经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时期高悬人们头顶的核武器，都在以直观和可触及的方式，提醒人们国家安全议题的存在，警示人们他们所珍视的各种生活的便利都处于肉眼可见的威胁之下。在这些特定的安全威胁刺激下，一种国家安全观是某种存在于社会共同体内的默契共识。根据这些共识，在特定时空环境下，个体愿意为了维持集体的有效存续，让渡部分个人权益，牺牲某些生活便利，以交换某种得到保障的安全。

199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第三波浪潮，推动着所谓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在各个领域蔓延，作为相应的代价，就是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观的消融。这种消融，具体来说，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国家与国家层面，似乎“世界已经变成是平的”，所以各种威胁，尤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分歧与利益分配差异基础上的威胁，就此消失不见了。客观上苏联解体带来的大国关系缓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传统国家安全威胁彻底消弭”的认知，并促成了对国家安全战略、政策以及行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又集中表现在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阶层和受西方媒体影响的青年群体之中。

其二，在传播体系和认知观念体系中，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正常行动，日趋变成某种被“惊诧莫名”的存在。自有国家存在以来，情报搜集等典型的国家安全行动就始终存在，但现在却日趋因为各种原因，成为被全方位嘲讽和娱乐化消费的对象。去魅与世俗化的同时，也日趋削弱着人们对正常国家安全行动的忍受限度。一如在最新的007系列电影《天空坠落》中，本着一张官僚脸的立法机构成员装模作样地去审计秘密情报行动那样，在各种媒体的显著位置，都可以看到被虚伪和过度天真所驱动的对正常情报搜集行动的“诧异”。

其三，在典型代表性个体样本身上，可以看到有无政府主义支配的浪漫冲动，集中表现为被俗称为“逆向种族主义”情绪的泛滥，以话语乃至行动直接冲撞和挑战本国国家安全被当成了新的时尚。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常说的一句话是“技术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但现在出现的，是掌握有网络技术、技能或者知识优势的专业人员，因为各种原因，却遵循本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标准，带头抨击乃至直接或者间接冲撞或者挑战本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上述消融，发生在各类国家，但主要构成问题和挑战的，是中国这类新兴国家。塑造正确的国家安全观，是网络时代将中国建设成为网络安全强国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至少要注意如下方面：

其一，塑造网络时代正确的国家安全观，需要真正了解冷战后的世界。如果世界已经大同，确实没有必要再讨论什么国家安全观。如果世界仍然是被强权政治支配的“黑暗丛林”，那么，第一只误入其中小白兔的下场，就是渣都不剩的被吃个干干净净。一如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当被周围一堆进攻性现实主义行为体包围时，他偏要充当唯一的爱好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行为体，结果就是被消灭。网络时代，国家间当然有了相互依存，但无论是棱镜，还是震网病毒，又或者是阿桑奇，以及斯诺登，都清晰地告诉人们，网络时代的国际体系远远不是乌托邦，爱好和平的善良人们还得继续准备好战争，这次是网络战。

其二，塑造网络时代正确的国家安全观，需要真正了解冷战后的国家利益。在遵循丛林法则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利益的通俗表示就是“胳膊肘朝里拐，别朝外拐”。以中国来说，就不要误会自己是美国人，更不要比美国人更爱美国。这种利益在网络时代或许不完全是零和，但也绝非完全不是零和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要克服将自己当成西方国家一员的冲动，令孙中山先生困惑的“先生总是欺负学生”问题，在网络时代仍然也是存在的。强化中国自己的利益，在条件允许时适当照顾观感，在条件不允许时底气十足地为中国国家利益辩护，应该成为社会主流所共同遵循的共识，以及指导相应行为的常识。

其三，塑造网络时代正确的国家安全观，需要真正了解冷战后的游戏规则。冷战后，一度刀光剑影的游戏规则，被混杂了软实力和规训的新游戏规则所取代。当实力对比变得无法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压力来直接改变挑战者行为的时候，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忽悠战术，成为了西方的首选。这种新游戏规则已经发挥了效果，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部分媒体和意见领袖丝毫不介意遵循美国的国家利益标准，来臧否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相关的行为，为中国获取美国军事情报的行动而痛心疾首，为美国反制中国的行为而拍手叫好。避免变成一个被忽悠瘸了的无聊看客，是冷战后在网络时代实现有效生存的要务之一。(编辑 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