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副校长罗卫东致辞。

3月17日，浙江大学在紫金港校区举行了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出任“中心”理事长，聘请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执行董事长Jeff Wallman，杭州佛学院院长、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等7人担任副理事长。哈佛大学佛学与藏学教授、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范德康（Leonard Van de Kuijp）出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据“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何欢欢介绍，此次成立的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集佛教资源的保存整合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机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以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为主的多语种佛教经典译释、佛教数字资源整合开发、佛教思想文化传播及其与当代社会关系等。

杭州佛学院院长、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致辞。

光泉大和尚在致辞时讲到：“浙江是佛教文化大省，禅宗、净土宗文化积淀深厚，著名佛教宗门天台宗就发轫于浙江天台国清寺。”他表达了与浙大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开展合作交流的愿望，并希望“中心”能够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宗教方面的决策中扮演智库的角色。

“中心”甫一成立，就迎来了一项“重头戏”——“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Buddhist Universal Digital Archive，简称“BUDA”，谐音“佛陀”）签约。

哈佛大学佛学与藏学教授、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范德康（Leonard Van de Kuijp）。

范德康在致辞中指出，佛教起源于约2500年前，南亚次大陆一个小国的太子悉达多的觉悟，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运动之一。尽管悉达多太子，也就是释迦牟尼，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直到他涅槃之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才开始记录下他觉悟的经验。其后佛教的教法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并在传播过程中被翻译成了大量的语言文字，“数字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有可能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集合在一个数字空间。”

浙江大学将与哈佛大学、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联合创建并运营大型综合性佛教专业数据库，数据中心设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并开展长期合作。罗卫东副校长和范德康教授代表各自的机构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德康和藏学研究界的传奇人物、已故的吉恩⋅史密斯（Gene Smith）凭二人之力在麻省剑桥创建了“藏传佛教资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简称TBRC），是世界上最大的藏文数码图书馆。

范德康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们很早就有了建立一个更加通用的佛教文本数据库的设想，不仅收集藏文佛教资源，也包括以泰文、缅甸文、巴利文、梵文、中文、日文、韩文等文字记载的佛教文本，这就是BUDA的蓝图，在TBRC的建立和运营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方面的进展使得建立“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的条件趋于成熟。

范德康进一步指出，之所以选择与中国合作，是因为佛教的中心就在亚洲，而中国又处在亚洲“中心”的地位，“印度、泰国、缅甸都不远，西藏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日本、韩国和越南也都在附近”，“要获取水源，自然应该寻找河流，中国就是河流。”

光泉法师和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执行董事长Jeff Wallman共同为项目揭牌。

BUDA将在现藏超过18,975卷（9,605,686页）珍贵佛教文本与图像的TBRC的基础上扩展为多语种、百科全书式的佛教电子图书馆，首先在浙江大学扫描、编目现藏中国大陆、泰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文本、图像等研究资料，主要涉及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等语言及其文化圈。同时逐步整合欧、美、日各国现有的数据库，构建通用的分析与检索系统，逐渐打造成为佛教研究领域的全球数据中心，对所有人免费开放。BUDA还将被用于保存和共享宗教仪式、音乐、口述历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将首先支持曼谷贝叶基金会的寺庙壁画保护工程以及南亚考古与艺术视觉档案的保存与归档等等。

范德康认为，近年来中国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回忆起1982年首次来中国时，发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七八十年代之间中国的佛学研究基本处在停滞状态。“我当时买了几种佛学研究的书籍，水平都不高，而现在中国的佛学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研究中国佛教，开始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藏文、梵文的佛教典籍。”他相信，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的成立将推动中国的佛学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

“中心”成立仪式上还发布了浙江大学佛教学项目博士后的招募信息。这个由浙江大学和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联合公开招聘的博士后项目旨在聘请世界各地的杰出青年佛教学者参与“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项目的建立和实施，将为申请成功者提供20万-3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和配套福利待遇。